曹大錯道：“你說我在錯處在罵人，我說我的錯處在不罵人，我罵的這些全不是人，我要不罵這些不是人的人，去罵那些是人的人，那就不錯了。
”達怡軒道：“你倒越罵越甚，我們吃酒罷。
”楊燕卿道：“曹大人其實也還不錯，我們雖不懂，但覺得一個人做了甚麼就是甚麼，何必要那麼口是心非的呢？譬如，我們已經做了棺人，誰不是貪圖兩個錢，讓人家追歡買笑的。
若要拿腔做勢說甚麼‘清貞’充甚麼‘節義’，那不是自欺欺人，徒惹人厭么？”管通甫道：“滿床飛，你到底被曹大人追了幾回歡，買了多少笑，也要跟他學著罵人。
”楊燕卿要來打他道：“老蔬菜你專門拿我開心，我不收拾你一回你不曉得厲害呢？”管通甫連連告饒。
只聽得外頭警鐘亂鳴，大家驚道：“哪裡火起？快去看看。
”究竟這火在甚麼地方？等做書的派人到巡捕房，同那保險行打聽打聽再說罷。
第土七回祝融一炬熔盡銅山飛燕重逢營成金屋卻說傅又新在袁寶仙家吃酒，忽然聽見火起，連忙派人去打聽，去的人回來說是楊樹浦的厚存紡織廠燒了。
管通甫道：“才說這羅萬象，羅萬象家就出了事。
”廖庸庵道：“那是不要緊的，他這總生意買了燕梳的大家，沒甚關心。
”也就各散。
次日再去打聽，哪知厚存紡織廠這位管事的也服了河芙蓉膏，差不多要同石曼卿見面了。
卻好，羅仲苞也到上海，細細考究起來，才知道這位管事的倒也沒有荒唐虧空，拿著東家的生意也很當事，外頭又並不瞎應酬，雖在上海，連堂子里的酒都少吃，戲館里的戲都少看，那租小公館包倌人拼大姐更是沒有的事，卻只平生最會算小，無論甚麼事，都要打打算盤。
這紡織廠他管了也有好幾年，當了這麼樣大管事的，他連紙張、燈燭、茶葉、水煙都不肯稍為浪費，廚房裡是輕易不肯添菜。
每月廠用比前手管事的要省了好多，就是串頭秤底都要替東家算到，不肯叫東家吃虧。
因為近來保險長了價，比前期的差了好些，他定要照原價，那家保險行不肯答應，他又去找了幾家，雖然也些須有點低昂，但比那前期的價總覺相去懸遠。
這紡織廠不是一萬兩萬的生意，這裡頭進出的數可也不小，他總捨不得答應。
這時候，前期的保險已經限滿，後期的保險又因價錢沒有講定，還未出單，他的一個副手也曾勸過他，說這保險的事是一天拖不得的，不要惜這點小費罷，再不然先保個半年三個月，到那時再看光景也好。
他總不肯叫東家花此冤枉巨款，游移不決，只想那些保險行貶價俯就，而且以為天下哪有這種巧的事體，這幾天裡頭就會出亂子不成。
哪知天下竟有這種巧的事體，就在這幾天里，竟出了這個亂子，幾百萬的本錢付之一炬。
他想這就婁身碎骨也填還不了東家，只好學那些保國忠臣把國家的大事弄壞了，臨了照死塞責，還要博個成仁取義的美名呢！ 這羅仲苞不獨在上海開了這個紡織廠，寧波、廣東、漢口、天津、香港、澳門，皆有他的庄號。
每處總有一二百萬的生意，他那貲財不獨人家不曉得他的細數，就連他自己也弄得糊裡糊塗無從計算。
洋商裡頭信服他的也很不少，平時只要他招呼一聲，數土百萬咄嗟之間可以立集。
這廠雖然被燒，他覺得收拾餘燼，重整旗鼓也還不難。
哪知道銅山西崩洛鐘東應，他寧波莊上一個管事的人也還誠謹，只是膽子太小，聽見上海這個紡織廠失了事，想這下子不知要吃多少虧，這個寧波的莊子恐怕也站不住，萬一倒了下來，必定要帶累我下班房坐監牢，弄的不好還要吃板子都說不定。
這麼一想真正土分可怕，連他的娘同老婆、兒女都不要了，搭了輪船溜之大吉。
這些夥計見管事的跑掉，也都趁火打劫，卷了些銀錢，各自去投路。
這個莊子也就同那些防邊防海的梁子一般，還未曾望見敵旗寇艦，就先不戰自潰。
那廣東坐莊的一位，還是靠這羅仲苞撫養成人的一個侄子，他聽見這兩處的信息，就把資本匯運出洋，家眷也搬到香港，自己卻出頭請官封閉。
這三處不到土天皆成了一個土崩瓦解的情形。
天津、漢口也就支持不祝 羅仲苞領的各省公款不在少處，各有大憲紛紛的電飭上海道：“查拿押追。
” 初時，羅仲苞還躲在租界想洋人保護，有幾家洋商也肯替他說話。
爭奈香港、澳門兩處不好的消息也相繼而來，虧空洋人的款項也不可數計，連這幾家洋商也保不住他了，只好把他送交上海道發縣管押。
浙江撫台也早行了文書，叫寧波地方官查封他的家產。
這位鄞縣大老爺是個辦事最為認真的人，接到撫台的密札，他就密密的到營里要了二百名兵，但說撫台叫調的，也不說出所以然。
到了五更多天，帶了幾土個得力的家人差役同著調來的兵，把這羅萬象的房子圍的水泄不通，然後親自帶了家人差役叫開大門一擁而入，可憐這羅家的人，雖然曉得倒了兩處莊子，總覺得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而且這位羅仲苞又是京中王公巨卿、外省督撫司道有點名望的都同他是刎頸之交，平日得他好處的也真不少，就有些甚麼哪有個不合交情照顧照顧的道理，哪裡就會弄查封家產呢？就要抄家，也不過把田產房屋封去罷了，而且本地方的官府一年也受他家許多饋贈。
這位縣官尤其要好，三日兩頭過來吃酒打牌，有喜慶事體，都是他來陪客照料，不但羅仲苞有事托他百依百從，就連家人們要送個把佃戶，請他打一千不會打九百九的，這樣的至交有點事體，好意思不通個信，所以一點沒有準備。
誰知這位到官竟是個顧公義不顧私情的人，親自登門做那《紅樓夢》的趙堂官。
這位大老爺一進了門，在屏門口設了公座，像那院試的時候提調官點名的一樣，靠西向東的坐著，吩咐先攆男人出門后攆女人出門，可要在各人身上細細搜檢，不準夾帶財物。
光是些男的家人、夥計、戚友、親丁一一搜清放出，後來到了女的，這縣官說，也得要細細的搜，這些家丁差役巴不得這一句，在這些婦女身上胸前袖底褲襠沒一處不搜到，而且這重門搜過，那重門又要搜，弄的這些婦女失履敞襟，披頭散髮，哭哭啼啼的求死不得。
搜了一半，幸虧本府大人來了看著太不成樣子，吩咐婦女身上不準亂搜，只要不成箱整捆的搬運，就隨身帶著點首飾，攜點奩具都不準阻攔。
這道恩諭下來，這些婦女才有點生路，各人隨身帶點細軟金珠卻也不在少處。
他兩個兒子就全靠他妻妾們身邊帶了點兒，後來才得支持衣食，重整一個小小門庭。
等到把婦女攆盡，然後府縣帶著文書差役進去，把一房一房的箱籠打開，逐件登簿，也有二三土萬銀子的東西，但抵起他的虧空來那真是百不及一。
這羅仲苞在上海縣裡押了兩年，還是一個洋商說外洋本有告窮之例，他既家產盡絕，要了他的性命也是沒用，請領事向上海道說，把他放了出來，有兩個不忍相離的愛妾身邊帶了點珍寶，同他在上海租了一所小小的房屋，也還安安樂樂的終了余年。
他那時沒有財去易人家的色，那些平素以色來易他的財的，也就另尋主顧不來訪問他了。